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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文化的堕落为何让精英阶层如此焦虑?  

2015-08-05 14:08:2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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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堕落当然有很多形式,但最显著的莫过于文化的“巫术化”。

 

“气功大师”王林涉买凶杀人案成为近来中国社会的一大话题。一个昔日穿梭于政治人物(不乏高层)、富商、大牌明星、著名学者中间,并为这些人所崇拜的“大师”,今日则成了另外一个群体嘲笑、谴责和怒骂的对象。同样,在后一个群体里面也不乏政治人物、富商、大牌明星和著名学者。

 

类似王林那样的“气功大师”的例子,自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可以说是层出不穷,倒一个,又出来一个,他们的故事都非常类似,结局也大同小异。在大多情况下,都是官(权力)、商(金钱)、色(性)、学(知识)和巫(术)五位一体得到有效的结合。如果不具备背后强劲的权、钱、色和学的推动,很难想象“巫术”会如此有效流传开来,并被人们推崇备至。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权力、金钱、明星,甚至知识这些群体需要“巫术”呢?

 

从深层次看,这种现象既不新鲜,更不足为奇,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有很多时期就流行过“巫术”。今天“巫术”又流行起来,只不过是当代中国文化堕落的其中一个表象。文化堕落当然有很多形式,但最显著的莫过于文化的“巫术化”。如果“气功大师”流行于达官贵人阶层并为他们服务,流行于基层民间的无数莫名其妙的“巫术”“迷信”,甚至“邪教”更是吸引着千千万万的信徒,为芸芸众生提供着心理需要。

 

当然,当代文化的堕落远远不止于宗教或者类似于宗教的“巫术”活动,它表现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种社会行为乱象,难计其数:官员和有钱人“包二奶”(甚至妻妾成群)、大吃大喝、焚烧非传统性冥纸(电视、手机、飞机、美女模本)祭献给先辈、大众炒股、公知骂人等等,不同现象或多或少都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文化的堕落。

 

机场经常被视为是中国的窗口,但也是当代中国文化的浓缩版。如果看看机场的一些书店,就知道今日中国的文化之殇。大部分机场书店都堆满了心灵鸡汤、八卦风水、赚钱之道、人际关系、性知识、公知的作品,一些角落里或许还有一些半色半黄的杂志。而电视屏幕则是那些宣讲者的声嘶力竭,犹如布道,仍然是心灵鸡汤、赚钱和八卦。当然,这并不是书店之错,书店只是迎合社会(读者)的需要。其实,不用说是机场书店了,各大城市的大书店的情形何尝不是这样呢?

 

乱象与文化堕落紧密关联

 

中国社会的种种乱象是和这种文化堕落紧密关联。文化堕落了,人们的行为便仅仅停留在本能的阶段,再也提升不上去了。而本能的思考和行为,就为类似于“巫术”那样的东西的流行开来,提供了理想的文化环境。

 

放眼去看,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文化的“巫术化”。术数等传统命理学和道观、佛寺香火大量复兴,并且这种复兴绝不是近年来国学热的插曲。例如近年来《四库全书》的很大一部分都在标点和重印,但术数类几乎整套重印,则是颇让人意外但细想之下又很容易理解的独特现象。在当今世界的知识体系中,“命”学早已经无法登上大雅之堂。但在中国,无论是“命学”的回归,也是术数的回归,统统被当作传统文化的复兴。传统命理和佛道中的一些“邪门学说”的复兴;各种民间“巫术”不仅占据底层社会的各个角落,更登上精英文化生活的舞台(王林的“气功”就是如此)。

 

文化的“巫术化”是同科学背道而驰的趋势。在科学看来,凡事都有原因、有发展过程、有解决之道等等,但“巫术”则把事物(或者社会现象)归之于一种神秘、似是而非的超然因素。历史上看,当社会成员对其所处环境感到不理解、不确定、不安甚至恐惧的时候,“巫术文化”就会兴起。

 

文化的“巫术化”确实能反映当今社会,尤其是精英阶层对于中国社会的焦虑。这种焦虑的原因在于,既有的社会理论,无论是官方所认可的,还是流传于民间的各种本土版,或西方进口版,都无法对当代中国风险社会的遽然兴起做出合理解释;或者即使可以从学理上解释,也无法在个人情感层面消除不确定感和恐惧感。于是,这种极大的不确定感造成了无法满足的知识需求,只好去救助于“巫术”。

 

的确,有太多的因素促成今天的中国很多人感到不安,甚至惶惶不可终日:伴随着社会急剧转型的,便是传统道德价值体系的衰落甚至解体;官方正统意识形态和社会现实的完全脱节甚至背道而驰;通过各种途径而获取的巨大财富缺失正当性;巨大的社会分化导致着穷人的“仇富”心态;公权力的傲慢使得社会有理由“仇官”;法制和法治的缺失使得社会没有有效的方法调解矛盾等等。

 

杨绛先生说:“你的问题主要是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这句话说得很好,因为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里,一个人的文明程度几乎和其读书的多少划等号。这句话实际上也适用于那些求助于“气功大师”“巫术”和“邪教”等社会群体。书读得太少,想得太多,解释不通了,就去找“巫术”。

 

尽管传统上中国是读书的民族,但当代中国人不读书,已经是世界上出了名。研究发现,即使是本应该读书的大学生,除了教科书之外,一年也读不了几本书,远远低于日本和韩国,更不用说是欧洲人了。在社会层面更是如此。每次看到大街上无聊闲逛的人们、麻将馆聚集的人群、或者大型的大妈广场舞,不禁会想,如果在欧洲或是在日本和韩国,这些人中的多数该是会在静静地阅读的。

 

不过,没有必要过多地抱怨读书少或者不愿读书的人们,因为实在没有多少书可以读。学生、闲逛者、打麻将者、广场舞者,甚至底层社会那些迷恋于各种“巫术”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巫术化”的对象和受害者。他们的本能思考和行为是文化“巫术化”的产物,而非根源。主要的问题都出在精英。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问题就出在文化创造者或者思想创造者那里。

 

作家只能提供心灵鸡汤

 

人要读书,但必须有书可读,而写书的人往往是社会的精英群体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群体。中国的这个主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尽管他们也知道社会道德要重建、文化要重建,但是他们写出了什么样的书?一句话,“心灵鸡汤”。中国人写心灵鸡汤已经有数千年了。孔孟的时候,还算原创,并且非常切合社会的实践,所以他们成为集大成者。之后就没有原创的东西了,要不是天下书一大抄,要不搞得玄而又玄,虚而又虚,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心灵毒药。

 

明代的王阳明本来是可以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血液,扭转文化的发展方向,但无奈统治者不许,未能发扬光大。有研究发现,最受西方人欢迎的是科普读物,而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便是心灵鸡汤。这个现象也可以做这样的理解,西方的知识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科学知识,而中国的知识提供者所提供的主要是心灵鸡汤。为什么呢?

 

近代以来中西方所经历的启蒙运动的差异是关键要素。到了近代,中国知识界受西方思想的影响,也发生了启蒙运动,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和西方早先所发生的启蒙运动具有本质性差别。在西方,文艺复兴可以说是第一次启蒙运动。欧洲的中世纪是神权主导一切的时代,被西方人称为愚昧和黑暗的时代。神学成为解释一切的东西。文艺复兴因此主要是要借助复兴古希腊的理性和科学(数学、几何)精神,摆脱神权,把人类的基点从神拉回到人。西方人成功了。但这种成功是用无数相信科学的人们(尤其是科学家)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到了1718世纪的启蒙时代,实际上是第二次启蒙。第一次是文化,第二次就到了制度,就是要用理性适用于改造人类赖以生存的制度,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这次也成功了。今天的西方文明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这两次启蒙的产物。两次启蒙的共同主题就是理性主义,教育人如何理性思考,把理性应用于对事物和社会现象的理解,应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理性主义贯穿于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化和社会科学,更不用说是自然科学了。

 

不过,启蒙运动并没有消灭宗教,而是给宗教以更为合适的位置,即人们的信仰领域。宗教不再解释一切,而是作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而存在。启蒙运动尽管也产生了一些极端主义者,例如无神论,但启蒙运动所产生的理性主义是肯定宗教地位的,无论个体还是社会整体都需要宗教信仰,都应当有自由选择宗教信仰的权利。

 

中国也的确发生了启蒙运动,但性质很不相同。中国主要是政治和革命启蒙,无论是“五四运动”的启蒙还是上世纪80年代的启蒙,重点都是政治。五四时期,迫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民族生存面临深刻危机,政治启蒙无可非议。1980年代也一样,也被认为是如果没有政治启蒙,中国人就要被开除“球籍”了。直到今天,仍然有大把人时刻想再兴起类似的政治启蒙。

 

尽管自“五四运动”开始,每次启蒙必提“民主”和“科学”,但每次必然是政治(民主)启蒙过度,科学启蒙不足,甚至被忽视。中国人相信,没有民主就不会有科学。但西方实际上是科学在先,民主在后。没有16世纪的文艺复兴,哪会有18世纪之后的民主?人具有了“科学”,学会理性思考问题了,民主才具有质量。中国只有政治启蒙,而没有科学启蒙,在缺乏理性思辨能力的情况下,民主自然追求得非常辛苦。更为重要的是,没有科学,人们对宗教的作用没有理性和科学的认识。在过度政治化的启蒙下,宗教被强制性地驱逐出人们的文化领域,使得当代中国既脱离了自己的文化传统(多神教),也把自己和其他宗教文明区别开来。

 

但实际上,当代中国人,和其祖先以及其他社会一样,都需要精神领域和宗教空间。没有了科学,也很难对传统文化进行去“巫”化。今天在文化复兴的幌子下,各种低劣的“巫术文化”公然登上文化舞台,并被各个社会群体所拥簇。这个现象并不难理解,人是有精神需要的,如果不能在公开的市场上(例如各类大教)得到,就会千方百计去地下黑市(例如各类家庭聚会甚至邪教)寻找。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东方出版社·郑永年系列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改革三步走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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