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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社会阶层的壁垒越来越高?  

2015-08-12 15:26: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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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会阶层的多样性与经济、政治制度的单一性

 

从经济上看,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是通过把经济过程开放给社会各个群体而取得的。但是近年来,经济过程变得越来越封闭,从早期的包容式发展转变成为排他式发展。

 

既得利益倾向于垄断经济过程,经济发展的好处大都流向了少数人,大多数人很难从国家的经济发展中分享到利益。这使得收入分配差异越来越严重,基本社会正义严重缺失。

 

从政治上看,经济改革已经导致了社会的巨大变迁,最显著的是新兴社会力量的崛起。新兴社会力量的作用尽管首先表现在经济社会领域,但其必然具有政治性。

 

如何面对新兴社会力量?这需要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这种改革在1990年代已经迈出了很大的一步。由于民营企业的崛起,国家便修改宪法和法律,保障私有财产。同时执政党实行开放政策,容许民营企业家加入共产党。这一制度调整,大幅扩大了执政党的执政基础。

 

但是此后,这方面的进步就不是很大。针对越来越多元的社会利益,不仅没有再进一步开放政治过程,让更多的社会阶层参与进来,反而实行强化政治控制的做法,把相当一部分社会力量排除在政治过程之外。

 

二、社会制度对社会阶层的开放性与包容性

 

中共领导层开始强调“社会管理”,这非常重要。“社会管理”就是要建设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秩序。如果这种社会秩序是继续1990年代的路径,通过进一步的政治开放来吸纳更多的新兴社会力量进入政治过程,就会是里程碑式的政治进步。

 

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开放,就会满足新兴社会力量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要求。同时,这两种力量的结合会造就巨大的动力,促成体制的可持续的开放性。只有维持体制的可持续的开放性,中国各方面的发展才会保持包容性,而避免排他性和封闭性。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开放性可以促成社会对政府的制约和约束。如何约束政府是任何一个社会都面临的问题。在多党制国家,通过反对党制度来约束执政党。中国没有反对党制度,而各级政府又很难做到自我约束,就必须建立机制,让社会来约束政府。

 

前些年,中国领导层提出“不折腾”的口号,得到民众的广泛认同,因为人民需要生活,社会需要秩序和稳定。实际上,“不折腾”历来就是中国社会对政府提出的一贯要求,历代皇朝对此也有非常深刻的认识,因此才有诸如“无为而治”、“休养生息”、“藏富于民”等等政策,至少在理论上是这样。

 

可惜的是,这些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社会、对人民的“折腾”。对他们来说,“不折腾”只意味着社会、人民不要找政府的麻烦。这体现在各个方面。

 

例如拆迁。有官员甚至要“拆出一个新中国”来。全国各地,到处搞拆迁。一些老百姓好不容易修了房,想过安稳的日子,政府官员就过来要拆掉房子。用暴力手段“折腾”人民甚至已经成为地方官员的习惯。

 

例如住房。任何入都需要居住所,但地方官员都千方百计地从房地产获得暴利,使得老百姓买不起房。想一想,这些年来积累起来的民怨,哪一项和地方政府的作为没有关联?

 

更为严重的是,对一些政府官员来说,“不折腾”已经成为“不改革”的代名词或者辩辞。健全的社会秩序需要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党政官员只对建设经济秩序有兴趣,而有意无意地忽视社会秩序建设,甚至用经济秩序取代社会秩序,结果演变成为人们所看到的兴盛不衰的GDP主义。

 

不难理解,中国社会制度建设的各个方面,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等,都远远落后于经济的发展。

 

三、社会阶层要参与社会秩序建设

 

中国的社会秩序建设至少要满足如下三个条件。

 

第一,要给社会松绑,让社会成长。所谓社会秩序首先必须有社会。给社会空间,让社会成长才能形成一种自觉的社会秩序。没有这样一种自觉的秩序,无论怎样的自上而下的制度都是没有社会基础的;最强大的国家力量或者行政力量,都难以维持社会的稳定。

 

第二,要进行意在保障社会基本权利和正义的、自上而下的社会制度建设。所谓的公民权都是国家层面的,中央政府必须负有社会制度建设的责任。没有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无论怎样的地方建设都难以达致公民权的实现。社会建设需要国家统一全盘的考虑。

 

第三,要有自下而上的社会参与。没有社会参与,一个国家的政治过程就会被少数既得利益者所操纵,演变成一个封闭和排他的过程。没有社会的参与,也很难构成社会对政府的制约,政府内部的腐败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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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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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三步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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