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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谈股灾:老百姓的情绪能解决问题吗?  

2015-07-21 15:11:2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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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问题研究专家郑永年教授认为,此轮股灾的背景是金融市场化改革,目的是通过分权,解决中国改革动力问题,但有关部门在执行中,只是简单放权,却未建立相应监管体制,且未能考虑中国国民性。

 

郑永年也称,此轮股灾再次验证中国政府被民粹主义绑架。他指出,民粹主义从来没能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中国需要根据国民性建立自己的监管制度,而在制度上建立起来之前,专业人才至关重要。

 

关于中国这一轮股灾,首先要了解其背景,从三中全会提出的金融市场化改革方向谈起。金融市场化改革有两个背景:一要改革现有体制,即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但改革国家控制的银行体系阻力很大,又要鼓励中小企业发展,怎么办?只能寻找另外的途径;二是为了利用社会资本,把过去由政府承担的风险社会化。

 

但现在普遍存在一个问题,面临改革谁来牵引、改革动力哪里来的问题。

 

过去的改革基本靠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地方政府、外资。目前,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目前存在不作为现象,基本无大的动静。外资维持在比较稳定的水平,有些还因为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撤退。民营企业,除了互联网相关的活跃一点,其它也没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现在中国活跃的企业家,基本是两拨经济分权的产物,一是80年代个体户起家,一是92年南巡后下海起家,但他们的年龄现在差不多60岁,普遍没有投资热情,富二代接班又没跟上。

 

这种情况下,怎么培养新一代企业家?主要靠大众创新、万众创业,就像80年代、90年代分权一样,通过大规模的经济分权,来培养新的企业家,解决改革动力的问题。这次分权挑中的就是金融市场。

 

三中全会通过顶层设计的市场化非常好,但具体怎么做,没有细节。相关部门简单理解,就是放权,放开企业准入市场的门槛。问题是放权的过程中,必须要有监管。可是,中国监管完全不到位,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市场。

 

现在的众创变成众炒,就是监管没有做好。本来开放的目标是为了鼓励实体经济发展,因为没有监管体制,反而从实体经济吸引很多钱进入到投机领域,实体经济受重创、实体经济金融化、实体经济虚拟化。

 

其次,也没有制定一套符合中国老百姓特点的监管体制,只是简单照搬西方,一定要根据老百姓的心理或者国民性考虑。为什么美国、欧洲、新加坡金融监管体制都不一样,就是因为都要根据自己国民特点来设计。美国那套体制到中国不见得有用,到新加坡也不见得有用。

 

新加坡之所能创造出有效的体制,因为照顾了其国民性。比如新加坡开设赌场,经过了多少年,充分考虑到华人特点,认真规划出来的,才没有导致全民变成赌徒。假如你是本国公民,进去首先要买100块钱的门票,且不能超过20小时,也不能每天都去。

 

透过中国股市,无论个人散户也好,机构也好,都充分暴露了资本的本质,毫无节制、贪婪、且不受约束。发达的经济体,肯定要有冒险精神,但不会把性命都赌上去。中国的股民有很强的赌徒心理,一定是把自己性命赌上去才认输。

 

中国的制度设计者和执行者都没有考虑全民的这种心理,结果就是现在左派恨不得把股票市场关掉,右派指责政府不应监管。从决策者到国民,都没有超过本能的一个水平。所以这很危险,但幸亏只是发生在经济领域。现在中央在做的,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终究控制住了。

 

三中全会、四中全会,500多项改革,都是方向性的东西,顶层设计很好,但细节在哪里,没有人去做。改革的方向需要一整套的政策细节才能转化成为实践,中国中间这一块儿没人去做,就导致了微观层面出问题,甚至走向了与顶层设计相反的方向,最终会变成社会问题、政治问题。

 

这次股灾暴露出的就是这一问题,三中全会设计好,可能就几天,一拍脑袋,就放权了。但没有监管。最后不得已动用维稳力量控制住金融市场,政府跟社会之间、市场之间,永远建立不起来信任。

 

实际上可以走出来的,需要很多专业的制度设计,而制度设计就需要专业的人才。30多年以前简单的经济扩张,靠本能就行;以后搞市场经济完全靠专业,并不是放手不管就叫市场,市场一定要有规则建立起来,规则的建立和制度的设计就要靠人才。既没有好的制度,又没有人才,就麻烦了,制度没建设好的情况人才最重要。

 

另外要考虑任何制度,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都要根据自己的国民性设计。新加坡为什么好?就是根据华人的特点设计,台湾没有根据华人特点设计民主很麻烦,香港也是一样。

 

现在中国的民粹主义很厉害,比如救市,实际就是股民绑架政府;比如国有企业限制薪酬,民营企业年薪上百万,国企二三十万,怎么有动力做事;再比如官员的工资,老百姓希望政府不吃不喝还要提供好的服务,哪有那么好的事情?为老百姓提供服务,考虑多数人的利益,是没错的,但并不是说为老百姓服务,一定要消减政府官员的工资,结果政府官员没有动力,老百姓也享受不到高质量的服务。

 

老百姓的情绪能解决问题吗?从来没解决过问题。民粹主义永远建立不起制度来,政府永远被它绑架。以前走华尔街路线不对,现在走民粹主义也不对,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来自“凤凰网”陈芳)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东方出版社·郑永年系列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改革三步走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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