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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  

2015-07-17 11:00:3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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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令好人寒心的社会就是最坏的社会 - 东方觉悟社 - 东方觉悟社

 

在讨论社会建设时,人们往往忽视一种有利于和谐的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性。随着社会的快速转型,整个社会和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个人显得越来越躁动不安。同时,尽管人们的生活等各方面都在改善,但没有多少人是感到幸福的。

 

和其他社会相比较,国人的幸福指数是很低的,甚至低于那些经济发展水平远远没有中国那么高的社会。前面所说的诸多结构性因素,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各阶层之间关系紧张等这些令好人寒心的方面,都对我国的低幸福指数有关。社会建设就是要改变这些结构性因素,从结构层面促成社会的和谐。

 

不过,除了这些结构性因素之外,文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正因为这样,中国一些地方已经提出了幸福指数的概念,希望通过各种方法来提高老百姓的幸福感。

 

极端的贫穷不会导致老百姓的幸福感。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方(不管是官员还是普通百姓)都在拼命追求GDP。但到今天,人们也已经明白过来,并不是说人均GDP越高,人们就越幸福。现实的情形是,GDP越高,人们越不幸福。对政府部门来说,提出幸福指数显然是在反思GDP指标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而对社会个体来说,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反思应当追求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的问题了。

 

无论是社会的和谐还是社会成员的幸福,创造一种安静型文化最为关键。任何文明都需要这样一种文化,而所有文明都存在着这样一种文化。同时,我们也分析了中国近代以来是如何失去一种能够使人安静下来的文化。那么,今天,我们如何来重建这样一种安静型文化呢?可以从多个层面入手。

 

首先是对官方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甚至转型。改革开放以来,在实事求是精神的指导下,意识形态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官方主导意识形态。要建设安静型文化,需要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中国化。应当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仍然是分析社会问题的科学方法。这部分应当坚持,有助于人们对市场经济发展对社会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深刻的认识,从而在避免政府政策错误的基础上来保护社会。不过,必须在两个方面大力改造马克思主义。

 

第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法。前面讨论过,尽管马克思主义科学地分析了市场经济对社会的影响,但其提倡的以消灭资本和市场经济为导向的解决方法在目前不具可操作性。贫穷社会主义不是社会建设的一部分。

 

第二就是马克思主义提倡的阶级斗争。马克思主义所设想的一个完全人人平等的社会只是理想,更不可能通过阶级斗争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理想。在重塑官方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必须去除阶级斗争因素,而确立阶层共处、和谐的价值观。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党应当开始向能够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的国家意识形态转型。这方面,已经走出了一步。现在党强调的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而非传统上少数几个阶级的利益。这个过程要加快。加快国家意识形态建设,塑造一种党本身和社会的大多数都可以接受的意识形态。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建设过程中,执政党自然可以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中的安静文化因素。

 

同样,在重建大众文化的过程中,也必须去除阶级斗争观念。现在的大众文化教育过于理想主义,显得空洞无物,并且里面包含有太多的“狼文化”(即阶级斗争)因素。在各知识分子群体中,这种现象尤其显然。尽管“左”、右派的价值观不同,但他们都倾向于通过斗争的方式来实现其价值观。这和近代以来我国所接受的“阶级斗争”的观念有关。

 

在很大程度上,“阶级斗争”的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我国社会的行为方式里面。要进行社会建设,必须花大力气来总结近代以来“政治阶级斗争”的历史遗产。如果对这份遗产没有清醒和深刻的认识,“阶级斗争”观念会继续主导人们的行为方式,不管其以何种方式表达出来。

 

要消除政治阶级斗争的近代文化传统,就要找到替代文化。前面我们也讨论到,我国实际上已经出现马克思原来意义上的“经济阶级”文化。经济意义上的阶级不可避免。只要有经济发展,社会就会在经济上分化,也就是利益的多元化。但经济阶级是可以改造成为经济阶层的。

 

马克思强调“阶级”的概念主要是为了革命。可以说,“阶层”是客观存在物,而“阶级”需要被塑造的,是政治过程的产物。也就是说,“阶层”观不见得一定要转变成为“阶级”观。要建设社会文化,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做文章,努力建设新的阶层文化。我国传统上的士、农、工、商阶层文化从社会治理和统治的角度来说塑造得非常成功。尽管现在的阶层关系远较传统复杂,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传统学到一些阶层文化建设的经验。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每一个阶层都必须确立自己的行为规范。官员、专业人员、教授、技术工人等都必须建设与其职业和身份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这些行为规范就是职业文化。

 

第二,各社会阶层之间都必须是开放的,就是说保持社会的高度流动性。社会阶层的流动性是保障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任何社会是具有等级性的,但等级的阶梯必须是开放的。通过社会流动来达到社会的等级性和人人平等这一理念之间的妥协。社会成员在流动性中看到希望,也可以通过社会流动来实现希望。实际上,这是我国传统社会和谐的关键。

 

在建设阶层文化的过程中,我们更可以向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尽管近代以来的“阶级斗争”文化已经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但传统文化却已经生存了数千年。较之近代文化,传统文化在我国社会植根更深。

 

再者,近代“阶级斗争”文化从西方输入,也是为了回应近代自西方产生的近代化国家对中国构成的挑战。就是说,“阶级斗争”文化对中国来说只有工具作用,是为了建设一个可以抵御西方力量的新型国家。现在这个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无论是党还是社会都可以抛弃这个工具文化,而转向体现价值的阶层文化。

 

一旦阶层文化得到确立,那么传统文化资源就可以发挥巨大的效应。包括佛教、道教、儒教在内的中国文化都包含有巨大的安静型文化因素。尽管这些文化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有了复兴,但因为阶层文化没有得到确立,它们仍然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用。从更高层次看,我们也可以考量如何吸收和消化其他宗教因素的问题。

 

传统中国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的世俗文化,具有开放性、包容性。历史上,它消化了佛教文化和犹太教文化。相信我国的世俗文化也能消化其他已经传入中国的宗教。当然,这是中国文化的长期的历史任务。提出这一点,主要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需要一种安静文化,中国也有条件和能力来建设这样一种安静型文化。

 

以上内容选自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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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东方出版社·郑永年系列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改革三步走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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