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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西方是企业家的政治,中国是政治家的企业  

2015-07-16 09:05:5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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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西方是企业家的政治,中国是政治家的企业 - 东方觉悟社 - 东方觉悟社

 

政商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问题在于建立什么样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边界,政治的边界是什么,企业的边界是什么,这是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

 

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对政商关系比较感兴趣。有两个概念,西方的政商关系称之为企业家的政治,中国的政商关系称之为政治家的企业。

 

西方的政商关系:企业家的政治

 

首先讲西方,西方现在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怎么来的?大家都知道,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不存在统一的国家,后来产生了城邦国家,这些城邦的主人是商人,也就是企业家。后来,由于市场有限,而企业家有发展需求,因此需要国家也就是市场的统一。统一国家需要钱,国王便向商人借钱。商人说,我借钱给你可以,但要有一个契约,就是保证国家统一以后,不掠夺我的私人财产。这就是契约文化、私有制的产生。

 

今天,好多经济学家所说的私有产权、契约文化实际上是西欧特殊历史的产物。西方民主第一拨主导者就是企业家。到了近代,工人阶级发展壮大,开始跟企业家分享权利,这是大众民主的开始。

 

企业家怎么来影响政治呢?就是通过捐款。我们今天说,部分中国企业家贿赂政府官员,实际上,西方国家通过政治捐款的形式,将这种“贿赂”合法化了。政治捐款是西方企业家影响政治非常重要的一种手段,当然也有很多企业家自己去参加议会选举,西方很多国会议员都是企业家,而且他们支持固定的代理人。

 

企业肯定会影响政治,二者的关系想分都分不开。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人一票的民主法治实行以后,对企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一人一票的目的就是一人要拿一份社会福利,而人人共享福利的前提是人人要贡献福利。但是,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只能保证一人拿一份,却保证不了一人能贡献一份。这使得西方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社会失衡。

 

二战后,欧美国家大幅扩张社会福利,企业负担不断加重。欧美的企业很聪明,从八十年代开始主导全球化。全球化冲破了固有国界和政治控制,把资本运用到全球范围内,逃避国家的规制。最近,美国打算取消政治捐款的限额,若果真如此,这对世界政治来说将是一件大事。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开始实行大众民主,企业家不能过度参与政治,企业家可以捐款,但即使捐款也是有限度的,可现在却要取消这个限度。

 

在我看来,取消政治捐款上限是违背企业家政治的。西方的问题,完全出在企业家政治上,这使得奥巴马在很多事情上做不了主。奥巴马想改造华尔街,但却做不了主。企业家的政治体制也是有问题的。

 

中国的政商关系:企业可能是政治家的企业

 

再看中国的政商关系,是倒过来的,企业可能是政治家的企业。几千年以来,中国一直存在国有企业,国家长期垄断一些重要的市场。国家通过税收制度、货币制度以及各种方法论,实现了对社会阶层的控制。“市农工商”就刻意把“商”放在了最后一位。

 

中国历史上不乏做得很大的商人,但商人一旦做大,皇帝就会叫他做两件事,以控制其资本的进一步扩张。一是让商人买地,你不能有那么多资产,我把土地给你,把你绑架在土地上。二是让你的小孩考取功名、从事政治。一个土地,一个功名,这种做法有效地消解了商人对政府的威胁。

 

从学者角度来说,政商是不可能完全分开的,问题在于建立什么样的政商关系。这种关系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边界,政治的边界是什么,企业的边界是什么,这是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

 

向新加坡学习如何建立合理的政商关系

 

就政商关系而言,我们可以从亚洲四小龙的发展中学到很多东西。政治人物要发展经济,需要依靠企业家群体;企业家群体如果不能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这个国家根本没有办法发展。西方走的是企业家政治这条路,亚洲四小龙则是利用政治人物和企业家,大力推动国家经济的发展,它们用3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150年走过的路。

 

与亚洲四小龙相比,中国唯一的不同就是还有国企的问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可以学学新加坡。从比例来看,新加坡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可能比中国的还要高,但人家确确实实做得很好。就拿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新加坡机场来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虽然做得很大,但它的服务却远比不上新加坡机场。二者都是国有企业,为什么会存在这种差别,需要我们好好思考。(本文转自“正和岛”)

 

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东方出版社·郑永年系列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改革三步走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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