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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社会到了道德重建的时候了  

2015-06-09 09:43:2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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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永年:中国社会到了道德重建的时候了 - 东方觉悟社 - 东方觉悟社

 

今天,没有多少人会去怀疑中国社会的道德全面解体现状。这么多年来,类似小悦悦的事件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在发生,只不过是发生方式不同罢了。每当类似的事情发生,社会也会谴责一番,反思一番。但最终,谴责也罢,反思也罢,必然积累成为一大堆愤怒。事件一过去,愤怒也很快消散,人们也就忘得一干二净,没有在个人层面或者社会层面,留下任何个体的或者集体的记忆,更不用说是作任何真正有意义的道德思考了。很容易理解,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道德状况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在急剧地每况愈下。

 

人们一般认为,在世界上,中文是一种表达人类情感的最好语言和文字,无论是恨还是爱,无论是颂扬还是鞭笞。但有人说,冷漠、凶残、无耻、暴虐、灭迹人性、惨绝人寰,所有这一些能够在中国的词典里找得到的词汇都不能表达人们心中的对此类事件的感受。

 

社会的愤怒情绪可以理解,也是道德存留的证据。不过,人们是否意识到了,中国的道德危机正在很快演变成为社会个体的生存危机。危机已经深入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危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危机不仅仅是深刻的社会信任问题,例如你所吃的食品是否含毒,医生是否为你看病,司机是否能够把你安全带回家,而是演变成为在你弥留或者绝望之际是否会得到最后一刻的帮助。如果当一个人在弥留之际,在绝望之际,所得到的不仅不是帮助,而是像两岁的小悦悦所得到的,那么任何人的确应当感到恐惧。很显然,这样的事情,很可能在某个事件、某个地点、以某种方式发生在你身上。

 

社会大厦正在倒下,这是比任何东西都可怕的一件事情。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组织倒下了,并不要紧,因为只要社会存在着,人们可以找到替代组织。例如一个政党发生危机了,人们不用惊慌,这不仅仅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党的成员,而且也是因为这个政党倒下了,人们还可以组织另外一个政党或者一个不叫政党的组织。在近代政党产生之前,人类也不是生存了数千年了吗?在一个社会内,不同的人们用不同的方式来组织自己,追求一些特殊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社会的特点。当然,前提必须是存在着一般意义上的社会。

 

甚至国家发生危机了,也不要紧。国家是任何一个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因此给予国家至高无上的地位。不过,国家还是比不上社会重要。例如犹太民族在没有自己的国家的情况下,生存了数千年。只要社会在,生活于这个社会之中的成员必然可以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生活的组织方式,国家只是其中一个组织而已。

 

但一旦社会道德解体,人的生存危机就来临了。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就是因为存在着凝聚社会成员的道德体系。历史地看,任何制度都是道德价值的外化表现。世界上,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价值体系决定了不同的制度体系,而不是相反。

 

正因为这样,13亿人的确应当认真反思类似小悦悦那样的非道德事件。这不仅仅是为了这个社会,为了他人,更重要的是为了每一个个体自己。理由很简单,社会道德一解体,这样的事件随时可以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无论是富者还是贫者,无论是有权者还是无权者。任何一个人,如果要避免成为道德解体的受害者,就不要成为加害者,不要成为对非道德事件的漠视者,不要成为冷嘲热讽者,更需要检讨自己的行为。在这样一个事件中,人人都可以成为加害者,人人也可以成为受害者。

 

首先,各级当政者应当反思。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当政者已经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类奇迹,数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数亿人脱离了贫穷、高铁、奥运会、世界博览会、孔子学院,等等。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些人津津乐道的中国震撼。但是,当政者是否想过中国社会已经变得怎样了呢?三十多年来,人民辛辛苦苦,兢兢业业,为的是创造一个更能适合他们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但是今天会有多少人说,这个社会正是他们所期望的呢?各级政府在追求GDP的同时是否也在急速地破坏着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呢?道德尽管是“私”领域的事情,但政府是否要为道德的解体负责呢?公共秩序是政府存在的最基础的责任,现在连这个公共秩序都维持不了,又如何向民众交代呢?中国的崛起震撼了世界,中国社会的道德解体也在震撼世界。世界各大媒体都在传播像小悦悦那样的事件,其对人们所产生的负面震撼需要多少次奥运会、多少回世界博览会、多少个孔子学院、多少点GDP所产生的正面震撼来弥补呢?或许,永远不可弥补。只要是人类社会,人是价值的终点。人没有了价值,那么其他所有的一切,不管多么辉煌,都是虚空。

 

中国的有权有势者更应当反思。类似小悦悦这样的事件发生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引发了那么多人的同情心。但如果类似的事件发生在有权有势阶层,中国社会将会是怎么样的反应?因为过去数十年社会“异化式”的发展,中国已经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仇官”和“仇富”风气。有钱有势者当然不会以如此“低级层”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但是,他们也很可能会随时以其他比较“高级”的方式成为受害者。以往的经验表明,他们往往是加害者,用权势来加害社会的弱者。正因为如此,他们往往不但不能得到社会的同情,反而会成为社会底层爆发时的首先受害者。中国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中,有多少皇家贵族、达官贵人被宰杀,被虐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当代中国社会的富二代、官二代,出了事情,有人去同情他们吗?有权有势者应当向自己提一个问题:生活在一个道德解体的社会安全吗?如果不安全,那么就不要再以各种方式加害社会,同时也必须为社会建设担负起责任。

 

中国的立法者尤其应当反思。实际上,类似小悦悦这样的非道德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首先应当蒙羞的是中国的立法者。在任何社会,立法的最终目标是扬善抑恶,维持社会秩序。改革开放以来,立法者已经通过了多少个意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增长的法律和法规,但又通过了多少个意在社会建立的法律和法规呢?在种种由食品安全导致的人命案例中,加害者得不到惩罚,而受害者得不到正义。在一些事件中,扬善者不仅得不到奖励,反而往往受到连累,例如已经发生了多起扶起倒地老人反而成为被告、受到惩罚的事件。医生可以不接受艾滋病人,可以因为病人没有足够的钱而中途中断医治手续。在各个领域,人们很容易举出一大堆这样的事件来。但为什么立法者对此无动于衷呢?那些不接受艾滋病人的医生、那些因为病人没有足够的钱而中途中断手续的医生、那些没有足够的证据而把倒地老人扶起来的善者告上法庭的人、那些在食品中添加有害物质(无论以何种方式)的人,不应当受到严厉的法律惩罚吗?在所有类似的事例中,光诉诸道德是远远不够的,立法成为必要。正是因为中国的立法不能惩罚不道德的行为,反而令更多的不道德行为利用法律漏洞得到张扬。

 

中国的媒体在这一系列非道德事件中也需要承担责任。大众媒体担负着大众教育的责任。如果媒体要担负起这个责任,社会责任感是前提。很显然,中国的媒体已经具有强大的新闻炒作的功能,但社会责任呢?不难理解,中国的媒体在探讨应当讨论的话题方面仍然面临巨大的制约,但这并不妨碍媒体走向那些管理当局忽视的领域(例如道德领域)进行大肆炒作。而对某一事件进行炒作的时候,许多媒体只有利益概念,而无道德概念。更进一步的,因为没有道德概念,媒体已经成为一些人制造不道德行为的有效平台。郭美美事件是一个典型。不过,通过媒体这个平台的炒作而一夜成名的案例是层出不穷。

 

那么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呢?在任何社会,学界和知识界是一个社会道德价值最重要的载体之一。他们掌握着道德的话语权,是教育者。学界和知识界的道德水准基本上能够反映一个社会的一般道德水准。中国的学界和知识界本身的道德水准并不在本文的讨论之列,但不难发现这个阶层对中国道德的解体也负有责任。很显然,这些年来,他们忽视了道德建设。多年来,学界和知识界都在作意识形态的争论,讨论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性或者没有普世价值性,大家都在谈论民主、自由、社会正义和公平等是否是普世价值。自由派说有,左派说没有,自由派强调民主自由,左派强调公平正义。但为什么没有很多人讨论道德的普世性呢?民主、自由和公平正义等价值是道德体系的外在体现,而不是相反。那些整日把民主、自由、公平正义挂在口上的很多人实际上在做着损害道德的事情。没有了作为人所应当具有的道德,哪里会有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左派和右派天天争论着和中国社会毫不相关的话题,把自己打扮得似乎比谁都道德,但却漠视着道德的每况愈下。那么多人为什么争抢着为权力说话,为利益说话,为什么没有多少人来为社会的底层说话,走在保护社会的前列呢?

 

那么,一般社会公众是否可以逃避责任呢?也不能。每当像小悦悦那样的事情发生,人人都道貌岸然起来,人人口诛笔伐,甚至对当事者进行各种方式的攻击。但他们是否想过,如果他们是那18人中的一人,又会怎样呢?如果社会上真的有那么多的人具有正义感,具有道德感,那么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呢?道德衰败的趋势得不到纠正,是因为人人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自私态度所致。表达同情的心情、愤怒的心情很容易,但要改变道德衰败,就必须诉诸行动,从自身做起。如果对有钱有势者、学界知识界、媒体等角色已经失望,那么社会必须起来自我拯救。

 

社会需要道德,个人的生存需要一个有道德的社会。没有道德就无以成为社会,个人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没有了基本的道德,就会演变成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的战争。中国社会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离这样一场战争就不远了。没有人会期待这样一场战争发生,因为届时人人都会成为受害者。如果不想得到这个结局,那么现在应当是行动的时候了。

 

以上内容选自郑永年《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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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东方出版社·郑永年系列。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改革三步走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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