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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G7南海问题是美国重返亚洲的什么牌?  

2015-06-10 10:54:0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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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G7南海问题是美国重返亚洲的什么牌? - 东方觉悟社 - 东方觉悟社

 

摘要:南海问题是美国“重返亚洲”引发的结果。南海问题是历史问题,美国当然没有制造南海问题,但南海问题浮上台面和美国相关。

 

美国高调宣称“重返亚洲”,从理论上说,是为了“威慑”中国的崛起对亚洲既有秩序可能产生的“威胁”,从而维持亚洲秩序。但结果则刚好相反。美国宣布“重返亚洲”没有多少时间,亚洲秩序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并且不是变得更稳定了,而是出现失序的趋势。近来亚洲各国急速崛起的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和美国“重返亚洲”所导致的中美关系结构性的变化不无关联。

 

亚洲比美国宣布“重返亚洲”之前更稳定了吗?显然不是。首先应当说明的是,美国从来就没有从亚洲离开过。美国力量在亚洲根深蒂固。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一直在经营和亚洲国家的关系,和亚洲一些国家结成了各种形式的联盟关系。较之中国,美国和亚洲国家关系的制度化水平更高。冷战给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留下的遗产是负面的。当时中国想在一些亚洲国家尤其是东盟推行革命意识形态,和这些国家处于对立状态。只有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才开始和亚洲国家尤其是东盟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关系。在美国宣布“重返亚洲”之前,中美两国和平相处得很好。但为什么美国一旦宣布意在“平衡中国”的“重返亚洲”计划之后,亚洲局势剧变了呢?

 

在美国宣布其新战略之前,中国和亚洲各国一直处于一个互相调适的阶段。亚洲国家尤其是东盟各国采取现实主义的务实外交政策,把中国的经济崛起视为一个机会,调整自己和中国的关系。同时,中国也把和亚洲国家关系的重心放在经贸关系上,低调处理战略关系,而在政治上承认东盟国家的领导地位。正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这种互相调适,双方关系才获得了快速的进展,并通过各种区域的和国际的、双边的及多边的途径使得双方关系趋于制度化。最明显的表现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中国东盟之间其他种种10+1机制的产生和发展。

 

同时,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也推动着东北亚其他两国即日本、韩国和东盟之间的关系及其东北亚三国之间的关系。中国和东盟关系的发展对日本和韩国构成了压力。于是乎,这两国也加速了和中国的竞争,各自发展和深化与东盟国家的关系,形成了它们各自和东盟的10+1机制。更为重要的是,东盟也成为东北亚三国定期互动的平台。此外,三国之间也在互相调适,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努力提升制度化水平。

 

有西方学者早就注意到,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尽管迅速崛起,但亚洲则维持了和平。这似乎已经在打破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政治悲剧”规律,即新崛起的国家必然挑战现存大国,改变现存秩序。的确,很难想象如果中国的崛起走的是当年德国、日本和苏联的道路,亚洲还能维持和平的局面!亚洲和平更多的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理性选择和互相调适的结果。中国的大战略选择是重经贸、轻军事。

 

其实美国本身在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互相调适过程中也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美国和亚洲国家关系的高度制度化,亚洲国家在考虑发展和中国的关系时必须考虑到和美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在和中国发展密切的经贸关系的同时继续发展和深化与美国的战略关系。在经济方面,亚洲各经济体尤其是日本和“四小龙”出口导向的经济体本来就高度依赖美国和西方市场。但随着美国市场的萎缩和中国市场的扩张,情况有了巨大的变化。这方面和中国政府的政策有些关联,但不是主要的。和美国相比较,唯一不同的是,中国政府可以通过国有企业来推进和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不过,这个不是重要因素,因为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困难重重,在一些方面对中国外交反而是负面的。而美国强大的私营部门并不面临这样的问题。

 

即使是中国本身,在发展和亚洲国家的关系时也考虑到了美国的因素。中国深知美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深厚关系,因此并不和美国争抢所谓的“领导权”,一直主张东盟国家的领导地位。中国也并不因为亚洲一些国家和美国的高度战略关系而拒绝和这些国家发展经贸关系,就是说,中国和这些国家的经贸关系是无条件的。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本身的外交行为也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在很多领域,从传统恪守单边主义转向发展多边主义。经济领域,中国已经完全接受了多边主义。即使在敏感的战略领域,中国尽管显得保守,但并不拒绝多边主义,明显表现在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的进展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从来没有制定自己版本的“门罗宣言”,就是说要把美国力量挤出亚洲。恰恰相反,中国一直在调整自己,容纳美国在亚洲的存在。在政策话语方面,如前面所提到的,中国从早期的“和平崛起”(或者“和平发展”)到近来的“新型大国关系”都是为了容纳美国。在安全战略层面,中国也有相当的努力。例如在南海问题上,中国近年来已经把“海上航道安全”和对岛礁的“主权争议”区分开来,承认美国等国家在“海上航道安全”方面的利益。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美国在亚洲所面临的“威胁”主要不是现实的,而是“认知”上的。也就是说,美国主要是恐惧于中国最终会把其挤出亚洲,从而使得中国实现其自己版本的“门罗宣言”。美国的这种“认知”是如何形成的?这需要深入的研究。很多因素都在发生作用,这里既包括国际关系文献中所说的结构性无政府主义所造成的“安全困境”,包括中国的继续崛起和军事现代化、美国本身的经济困局等硬力量对比因素,也包括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互相信任的缺失等软力量因素。

 

随着中国和亚洲国家的经贸关系的深化,一些亚洲国家对中国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在早期,也就是中国仍然是一个资本短缺的经济体时,中国比较依赖这些经济体的资本和技术。但当中国在短短的30年间转型成为资本过剩的国家并且其资本开始“走出去”的时候,这些国家就开始有了很不相同的想法。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就是很多经济体开始对中国产生依赖,尤其是在经贸方面。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从日本、韩国到东盟国家,在和中国的贸易中一直处于顺差。尽管这表明它们从中国的经济崛起中获取了不少的利益,但同时也说明了这些经济体对中国的依赖。第二,与此相关的是这些国家开始考虑经济和战略之间的平衡问题,就是说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和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从长远来说是否能够持续的问题。一些国家开始忧虑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一旦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变得不可扭转,那么是否会促使中国重新回到传统版本的“朝贡体系”,即中国确立其主导地位。

 

美国和亚洲国家的“中国认知”的变化也有中国方面的原因。尽管中国的高层一直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和平崛起战略,但其他方方面面的变化使得这个官方话语变得越来越无效。第一,执行层的问题。中层官僚阶层的外交行为开始表露出强烈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味道。中国周边多是小国,自然对中国官员的态度十分敏感。中国一些地方、国有企业等官员,甚至外交官员,在和小国打交道时,缺少“小国意识”,缺失足够的专业主义精神,使得小国家错误地感觉到中国的外交政策在发生急剧的变化。第二,中国的外交在中央层面呈现多元角色,往往缺少协调,一些非外交部门尤其是军方的个别官员经常取代外交部门而发表涉及重大国际问题的言论,并且表现为耸人听闻。第三,中国也经常为周边国家问题尤其是朝鲜问题所拖累。亚洲国家往往认为中国应当对朝鲜的不负责的国际行为负责。第四,民间声音和话语的激进化,民族主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尽管中国民间也有理性的声音,但无论是本国媒体还是外国媒体经常张扬那些极其非理性的声音,从而给亚洲国家造成一个很负面的印象,好像全中国都是毫无理性的民族主义者。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美国宣布“重返亚洲”。那么美国“重返亚洲”是如何影响着亚洲秩序呢?这里包括中美关系、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和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首先,“重返亚洲”改变甚至中断了中国和亚洲国家之间的互相调适。尽管美国“重返亚洲”到目前为止更多的是表现在言语上而非行动上,但这足以改变一些亚洲国家对美国的期望值。一些国家以为美国会像往日那样(冷战时期)投入大规模的力量来应对中国,形成类似美国和苏联那样的对立,从而想提前选择站在美国这一边,这尤其表现在那些和中国有海上领土主权纠纷的国家,例如菲律宾和越南。很显然,这些国家的选择也趋向于迫使中国中断继续和这些国家调适的努力。尽管中国的选择到目前为止还是防御型的,但足以阻碍中国和这些国家关系的发展和深化。

 

其次,美国“重返亚洲”正在改变亚洲国际关系的性质,即从重经济、轻战略转向重战略、轻经济。这是由美国国家能力特征决定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经济面临结构性转型,其经济实力大不如从前。但美国的军事力量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的对外政策从来就是经济和军事平行进行,但现在经济不行了,军事便先行。就是说,美国“重返亚洲”是以军事领先的。这就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引入了战略竞争。这种变化也迫使中国开始把重点从原先的经济层面转移到军事战略层面。不难发现,这些年来,亚洲国家之间呈现出进行激烈军事竞赛的局面,各国倾向于对军事现代化投入更多的经济资源。

 

“重返亚洲”更是影响着中美两国关系。今天的中美关系表现为两个层面,即双边关系和表现为结构特征的中美关系。双边关系指的是中美两国之间不涉及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同时,中美关系又构成了亚太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因素,也就是中美两国各自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关系。多年来,中美两国的双边关系已经变得非常密切,尤其是经济、贸易和金融等方面,以至于美国一些学者把此称为“中美国”。但美国战略竞争的引入使得这两个层面的中美关系都在发生变化,并且是互相“感染”。历史经验表明,经济上的竞争更多的是良性的,但战略上的竞争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一旦中美双方进入战略竞争,“中美国”就会不断分离,两国便不可避免会走上古希腊时代雅典和斯巴达式的竞争或者冷战时代美国和苏联式的竞争。如果是那样,其结果当然是大家不愿看到的。

 

也毋庸置疑,美国“重返亚洲”的根据是其所认知的“国家利益”,也就是说,美国的行为有其必然性。而中国也很难改变其对自己的国家利益的认知。国家利益的冲突不可避免,但这并不是说,中美两国的战争不可避免。中国必须对美国“重返亚洲”做出符合本身国家利益的思考和战略调整。

 

以上内容选自郑永年《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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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东方出版社·郑永年系列。

 

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

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

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国际经验与中国改革

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

城市化的中国道路

中国改革三步走

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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