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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莫迪走了,问题来了——中国和印度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2015-05-19 09:37:4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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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莫迪走了,问题来了——中国和印度要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 东方觉悟社 - 东方觉悟社

 

 

(一) 中印关系的重要意义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东边的日本(连同美日同盟)已经对中国的海洋地缘政治构成了有效制约,那么西南边的印度又如何呢?实际上,在地缘政治的构架内,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和印度的关系越来越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中国在西边没有直接的出海口,离中国最近的就是印度洋了。中国通往印度洋必须通过邻国巴基斯坦或者缅甸,但这样做的时候面临着几乎不可超越的困难。顾名思义,印度洋对印度至为重要,是印度地缘政治的核心。印度会通过任何可能的办法来阻止中国通向印度洋。如果中国要通过巴基斯坦进入印度洋,那么就会使得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复杂化。中国如果通过缅甸通往印度洋,同样会遇到缅甸的问题。作为主权国家,缅甸也在追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尽管缅甸和中国一直具有深厚的关系,但是随着缅甸国内政治的变化,这个国家已经开始游走于印度、美国和中国之间。如同其他所有同盟国家一样,缅甸不会完全依赖于一个国家,其国际空间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取决于缅甸和诸大国的关系。

 

从国土面积和人口来衡量,印度是中国的最大邻居。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正在急速现代化,经济发展快速。无论是内部追求现代化还是外部追求国际地位,印度和中国都有共同之处。更为重要的是,和中国一样,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也一直处于高涨状态。如果中国的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日本和一些西方国家的,那么印度民族主义主要是针对中国的。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既存在于民间,也存在于政府官员当中。近年来,中印两国围绕着领土主权纠纷一直在发生着不同程度的冲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解决了和俄罗斯、越南等国家的陆地主权纠纷,但和印度的主权纠纷的解决不仅没有进展,而且经常出现程度不等的危机局面。现在看来,越来越多的因素阻碍着中国解决和印度的领土纠纷,这些因素包括:中印两国各自的民族主义趋于高涨;两国社会媒体的发展使得任何具有“秘密性”外交变得不可能;印度的民主制度很难产生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等等。

 

也同样重要的是,印度涉及中国的西藏问题。“西藏流亡政府”设在印度表明印度政府和社会可以对“流亡政府”产生直接的影响。印度可以促使“西藏流亡政府”成为中国的麻烦,也可以促使“流亡政府”不成为中国的麻烦。也就是说,“西藏流亡政府”是印度和中国交往过程的一个有效工具。印度做哪一种选择则取决于中国和印度的关系。

 

除了中印双边关系,印度之外的因素也在影响着中国和印度的关系。为了制约或者平衡中国,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其他大国也一直试图和印度结盟。(中国也不能忘记,在冷战期间,印度和苏联的关系也是针对中国的。)尽管印度在经济上仍然较中国落后,但印度自称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大国(人口最多)。也就是说,印度和美国、日本和其他西方国家享有共同的民主价值。和西方国家一样,民主自由是印度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因为意识形态因素,美国经常发现和印度的“共同语言”,因此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例如核武器问题)对印度网开一面,用各种方式容忍印度。这些年来,面临中国的崛起,美国一直在思考着如何把印度纳入美国的国际网络内,和美国合作来应付中国。日本也仿效美国,要和印度建立“价值同盟”来应付中国的崛起。实际上,美、日、印正在努力发展出战略和军事协调机制。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因素是中国和印度在中东、非洲区域的互动。和中国一样,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印度对海外能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非洲和中东对印度的重要性甚至甚于对中国的重要性。中国在非洲和中东更主要的是经济利益,而对印度来说,除了经济利益,还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在非洲,印度的影响尤其是经济面发展得也很快。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主要来自于国有企业部门,而印度的则来自于私营企业。中印两国在非洲有竞争也有合作。尽管在非洲两国的协调非常重要,但如何协调则还是一个未知数。但很显然,中印必须避免如从前欧洲老殖民地主义者那样的大国竞争。

 

在中东,中印两国互动的情况更为复杂。中东传统上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近年来,中东正在政治“变天”。政治“变天”有内外原因。从内部说,最主要的是中东各国内部政治的变化,主要是传统的政治体制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从外部看,最主要是美国的中东政策的变化。美国针对一些中东国家发动的反恐战争不仅仅是反恐,而且也在改变那里的政治体制。从理想上说,美国想在那里建立美国式的民主政治体制。但结果并不好,不仅所希望的民主制度建立不起来,很多国家在旧体制解体之后处于失败国家的边缘。再者,美国因为页岩气的开采,正在成为能源大国,这意味着美国必将减少对中东能源的依赖。美国过去在中东的各方面的投入(尤其是军事投入)和其在这个地区的巨大能源利益有关。一旦美国减少对中东的能源依赖,那么美国也必将减少在那里的军事存在。这表明,在不久的未来,中东会出现美国撤出之后所出现的安全真空。这个真空的竞争者主要有三个大国,即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尤其是中国和印度。俄罗斯在中东只有安全利益,而少有能源经济利益,因为俄罗斯本身也是一个能源大国。中国和印度在中东的地缘政治利益是多方面的,包括能源、安全和反恐,等等。中国和印度如果在中东合作得好,那么便有利于各方;反之,如果不能合作甚至发生冲突,那么就会互相损害对方的利益。

 

(二) 如何处理中印关系

 

面对这样一个印度,中国应当和印度确立一种怎样的关系呢?正是因为上述这些要素,从亚洲区域甚至全球范围内看,对中国来说,从长远来看,中印关系是仅次于中美关系的一对最重要的关系。这表明,中国要把与印度关系提高到中国国际关系的战略水平。如果在最大程度上搞好和印度的关系,中国西边的陆地地缘政治甚至海洋地缘政治都会得到稳定。在最低程度上,中国必须千方百计不把印度推向美国和日本。但如果和印度搞不好关系,印度本身或者印度联合其他国家,可以为中国制造无穷的麻烦。印度近年来和美国、日本靠近,尽管有美国和日本的因素,但也有中国因素的影响。作为邻国,印度本来就对中国的崛起抱有戒心。而边界问题既没有稳定下来,而且经常发生一些小冲突,更引发和强化印度的对华民族主义,尽管边界问题是中印两国互动的产物,但责任并非完全在中国一边。

 

要处理好和印度的关系,首先必须把印度提高到中国未来外交战略的高度。尽管现在印度并非那么强大,也说不上强国,但随着其现代化的进展,印度具有很大的潜力成为大国。对这一点,中国方面的认识并不很清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注的对象是美国,领导层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美国。如果说对美国问题,领导层自己抓,那么印度问题并不在领导高层的议程里面。在政策操作层面,中国的对印政策的主体是低层官僚(包括军方)所为。很多对印政策都停留在战术领域,和印度的互动主要表现为反应性的特点,也就是以牙还牙式的。这个特点非常清楚地表现在近年来最具有争议的边界问题上。在边界问题的互动上,很难看到中国的战略意图。当然,印度也没有。这种没有战略意图的日常互动稍不当心,便会酿成国家间的大问题,如果不是公开冲突的话。

 

中国也必须加深对印度的认识。对印度的认识是对印度政策的基点。确切地说,中国对印度的认识仍然非常肤浅。传统上,中国对印度的理解仅仅停留在文学艺术文化方面,对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外交战略等方面的了解甚少。因为高层领导把眼光放在美国,中国的学术圈也把眼睛盯着美国,没有多少人对印度感兴趣。在学术和政策圈内,研究美国有很大的利益,而研究印度利益甚少。中国现在对印度发表意见最多的就是那些没有多少学术和经验知识背景的媒体工作者,还有那些所谓的公共知识分子。印度的情况也差不多,政策圈和学术圈不了解中国,发声的也是一些媒体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因为两国都是如此,经常触发两国间毫无理性的“言语”对峙,往往表现为激进的民族主义声音。

 

随着印度的发展和中印两国之间各种问题的浮现,中国对印度的认识必然要开始。这里不能讨论中国如何认识印度,但有一点中国必须把握,那就是,和中国一样,印度也是一个文明国家,倾向于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正如中国本身,印度很难成为另外一个大国(美国或者日本)的附属。近年来,每当美国或者其他大国(例如日本)访问印度或者和印度达成什么协议,中国方面的主流声音必然是“阴谋”,认为印度和这些国家做什么都是针对中国的。这种简单的思维一旦成为外交思维,那么中国很难有正确的对印外交政策,也很难确立有效的中印关系。和印度的关系要从最基本的做起,最终才能提升到战略层面。

 

以上内容,选自郑永年《大格局:中国崛起应该超越情感和意识形态》。更多相关内容,请参阅东方出版社·郑永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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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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