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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式社会失序之经济基础  

2015-05-14 10:30:1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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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式社会失序之经济基础 - 东方觉悟社 - 东方觉悟社

 

 

导语: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教授认为,中国式社会失序表现在:(一)社会正在失去其整合的经济基础;(二)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社会阶层基础;(三)社会道德基础的流失和社会信任危机;(四)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五)暴力丛生;(六)社会文化凝聚力的流失。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在短短30来年的时间里,从一个贫穷国家上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已经和正在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

 

什么是社会?整合社会的是什么?社会科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即社会是一个有机共同体。这是一个共同体,不同的社会成员必须能够生活在一起;同时,这也是一个有机体,不同社会成员之间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关联性。如果不同的社会成员不能生活在一起,那么就很难形成一个共同体,更不能成为一个有机体。这样一个有机公共体的存在必须具有经济、政治和道德的基础。也就是说,社会是一个具有多向面并且它们之间互为平衡的有机体。一旦其内部的各个向面失去平衡,那么社会秩序就会出现问题。

 

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什么呢?最基本的就是,一要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二要有基本的经济公平。如果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人们处于不能温饱的状态,那么社会成员之间就会为了最基本的生存权而互相冲突。但一旦到了温饱以上的水平,经济公平就变得非常重要。在传统中国,法家强调“养民”,而儒家则强调社会公平。法家相信“仓廪实而知廉耻”,就是说必须为社会成员提供一定的经济利益;没有这个经济基础,就不会有稳定的社会秩序和这个秩序所需要的道德基础。而儒家则相信“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说,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均,就是经济公平的缺失。从历史发展的经验看,法家和儒家的看法都有偏颇,把两者结合起来更能反映事物的真实面貌。法家强调经济发展,这是对的。如果没有经济发展,社会成员处于极度贫穷状态,那么社会就很难成其为社会。大量的经验证据证明,在极度贫穷下,就不会产生良好的社会秩序,更不用说是良好的社会道德了。但是仅仅有经济发展也不行。经济发展要看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如果造成了极度的社会不公平,那么也同样会出现社会秩序问题。这里,儒家是对的,没有社会公平的经济发展,就不能造就一个有序的社会。

 

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仅要追求经济发展,而且要追求包容性的经济发展,也就是能够在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能够促使其他社会成员都能够富裕起来的经济发展。没有经济发展,或者经济发展是排他性的,都不足以成为一个良好社会秩序的经济基础。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我国社会越来越呈现出排他性发展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迅速,在短短30来年时间里,从一个贫穷国家上升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尽管人均GDP(国民所得)还是很低,但也已经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水平,部分发展地区尤其是东南沿海,开始步入发达社会阶段。但如果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也已经和正在导致大量的社会问题。

 

第一是社会群体之间和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高度分化。我国的改革开始于普遍贫穷的社会主义。为了为社会成员和地方提供积极性,改革者的策略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这个策略应当说非常符合人性,它为人们提供了无限的动机来追求财富。问题在于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之后并没有导致其他社会成员和地区也跟着富裕起来。应当说,从整体上看,改革开放之后,大多数人的生活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因为收入差异过大,社会成员并没有因为生活的改善而感到满意。相反,今天很多社会问题的出现根源于富人和穷人之间的收入差异。我国今天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收入差异最大的国家。尽管有关部门考虑到社会稳定等原因而已经很多年没有公布衡量收入差异的基尼系数,但人们都不会否认巨大的收入差异的存在,并且这种差异还在继续加速扩大。

 

第二,我国社会阶层开始从开放向固化转型,就是说从改革早期阶段尤其是80年代的开放状态转型到封闭状态,或者从包容性发展转型到排他性发展。为什么先富者越来越富,其他人要不富裕不起来,要不趋于贫穷?主要的原因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人们用很多语言来形容这一情况,例如“官二代”和“富二代”。新型的与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相关的“出身论”开始发生作用,就是说,“官”和“富”都可以继承和延续下去。当然,这种延续并非不正常,其他社会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这一现象,但如果“官”与“富”这两个领域都被各自的阶层所垄断,不再向其他社会阶层开放,那么就会出现“世袭”性质,体制就会出现封闭性。世界范围内,排他性的经济发展必然导致贫富的高度分化,必然出现社会阶层的固化。实际上,从社会阶层流动性来说,我国已经出现“城堡”现象,也就是社会阶层的固化。为官者,为富者,住在“城堡”之内,而无权无势者则住在“城堡”之外。城堡内外的社会群体之间城墙林立。我们下面会讨论到,无论是社会道德的衰落还是社会群体之间的互相不信任,都和林立于社会群体间的城墙有很大的关联。

 

第三是缺少保护社会的机制或者保护社会的机制还不够健全。唐代诗人杜甫曾经有诗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两句诗句既表明了社会贫富的分化,更表明了政府没有尽到其应尽的责任。在任何社会,政府最重要的责任就是要保护社会。今天的我国社会当然已经超越了“路有冻死骨”的阶段,但这并不表明政府可以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坐视不管。保护社会就是要建立一整套社会制度,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和住房等,保护每一个社会成员,在保障其不至于饿死、病死和冻死这样的最低水平的同时保障其基本的公民权利。(社会保护制度的重要性,我们下面还会详细论述。)今天的中国,问题并不在于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了,而在于政府没有保护好那部分没有富裕起来的人和地区,尤其是社会的弱势群体。

 

以上内容,选自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更多内容,请参阅东方出版社·郑永年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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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1962—),浙江省余姚人。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

 

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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