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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学与学佛  

2015-03-16 15:34:3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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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到台大哲学系教授杨惠南先生的新著《佛教思想发展史论》,颇有些感触。杨先生是著名的佛学研究者,可是据他说,他原本却是甚为排斥“佛学”,只注重“学佛”的人士:

 

……我是一个讲究“学佛”而轻视“佛学”的传统佛教徒。我周遭的师父和老师,都告诫我:不要读太多经典,因为那和解脱成佛无关。有一次,我请教过台中一位有名的净土宗居士,问他在我读完《阿弥陀经》之后,应该继续读些什么经典?结果他反问我一句:“读那么多经典干什么?”还有另外一位法师也叮咛我:除了《阿弥陀经》《楞严经》之外,不许再读其他的经典!当时,我是多么相信这些老师和师父的话,我忘了每天早课时,在佛菩萨面前所发下的弘愿:“法门无量誓愿学!”事实上,就一个刚刚进入佛门的我来说,并不了解这句弘愿的真义。原来,在佛门中,强调“学佛”的人,常常批评那些研究“佛学”的人士只是“说食数饱”“画饼充饥”,永远不能解脱成佛。现在突然要我放弃“学佛”的修行,跳入自以为矛盾冲突的“佛学”异域,着实困扰了好一阵子!

 

杨先生后来是抱持着悲痛壮烈的心情去进行佛学研究的。这一段佛学与学佛的矛盾冲突,现在当然不会再困扰他了。但是整个佛教界呢?不是还一样存在着佛学与学佛的矛盾吗?佛教界不仍是只重学佛而较忽视乃至贬抑佛学吗?我在《国际佛学研究年刊》第二期的序文中,曾经谈到当前佛教界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教义的研修”:台湾佛教的活动固然十分蓬勃,家家阿弥陀、户户观世音,各寺庙无不香火鼎盛,经忏法会亦从不间断。每逢法师开示或宣讲,辄见万头攒动,即使是达官显宦,也往往参禅打七。但在这类佛教活动极其繁盛的背后,却是对教义的极度陌生,表面热闹而内里空洞。因为绝少人了解什么佛教的教史与教义,他们信佛拜佛,仅是随俗或祈求功利福报而已。某些以学佛修密为时髦的知识分子,亦以神秘经验为主,谈佛法义理,类皆荒诞不经。这是佛法传布的危机,我们不能只要求信教者做功德而不让他们明白自己信的究竟是什么。宗教的道理,关涉了客观真理及个人终极关怀两个方面,此为何等大事,而可以迷糊蒙混乎?

故如何加强信众对教义之了解,如何在教义的研修方面提出我们这个年代的贡献,实在是个大问题。从历史上看佛教的发展,每个时代都有其对教义的阐发,我们这个时代可不能交了白卷。信教而不知义理,蔚为风气,成为当今佛教的大问题,相信此处说得并不过分。这不是教界及信众仅重学佛修证而不重佛学使然吗?

 

正因佛教界不甚重视佛学,故一旦盖寺庙,各方捐献极多,若是办佛学院或研究中心,信徒、寺院都兴趣寥寥。仅有的几座佛学院,也往往经费困窘,发展困难,使得佛教教育迄今仍未步入正轨,整个佛教界仍然缺乏够水准的弘法人才,对于信徒们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例如经典的义理、历史发展所造成的教义变化、各宗派教理的差异、不同区域教理的分别及其发展状况,等等,往往不能正确或深入地解答。因此,我们会发现,目前的佛教界似乎是一知半解、糊里糊涂的弘法人员,在指导着茫无头绪的信众。盲以导盲的情况,实在令人忧虑。

或许一般信仰佛教者并不以为这是个问题,只要佛教的道场仍然兴旺、法会仍然盛行、其所推动之宗教慈善事业仍为社会所肯定,佛教仿佛就会一直蓬勃发展下去。这真是大谬不然之见。须知中国佛教自隋唐以来,一般都认为宋元明清已渐衰颓,晚清以来始渐复兴。而宋元明清诸朝民间信仰佛教者难道少了吗?道场、法会、经忏又何尝不兴旺呢?佛教所办的养老、慈幼、救济、租赁事业不也十分普遍吗?既如此,何以谓其为衰?于此便可见教义发展之重要了。

隋唐以后,佛教的教义已无太大发展,流行于民间之佛教信仰,事实上仅成为一种缺少灵魂的仪式化行为,烧香、拜佛、念经、吃素以及超度亡魂而已。整个佛教,在个人,便是欲求往生净土或利益福报(求菩萨佛祖保佑平安富贵、子孙昌旺之类);在教团,则是赶经忏办法会(甚至出现迎财神之类法会)。这种仪式化的结果,自然就形成了佛教的世俗化与庸俗化。拜佛祖菩萨的人,视佛祖菩萨其实与大树公石头公无异,求其保佑、艳其灵异罢了。此岂仍可称之为佛教耶?佛教讲因果,系用以解释世界及生命之缘起,民间则转变成为一种“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相与循环”的观念。这与追求无生涅槃寂灭之佛教义理,实是南辕而北辙。以此信佛,又何怪乎佛道不分、佛与民间杂祀不分呢?

换言之,仪式化、庸俗化之后,佛教更可能面临“异化”的危机,变成佛教的对立物,导致佛教死亡。宋元明清佛教界之发展正是如此,所以才有晚清佛学的复兴运动。从杨仁山居士设金陵刻经处刻经开始,重新教人重视经典、读经、注释诠解经典,一步步走向教义的探索,从而找回佛教的真精神,把佛教发扬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佛教之衰,即衰于其道场庄严、法会盛大、经忏流行、慈济事业兴旺;而其复兴,则是经由佛学之研究才使其复兴的。历史的教训,岂能漠视?

 

 

现今佛教之所以社会形象较以往好些,不再被视为庸俗迷信,有一大部分原因是教界努力做社会工作(例如“净化人心”活动)及社会福利(如慈善、医疗、救助),等等。但这不是佛教界才能做或才会做的事,任何社会工作及社会福利团体、任何宗教团体也都能从事于兹。何况,只要政府在社工社福业务上更能尽其职责,此类工作即能充分被替代。故佛教界不能以善为社工社福事自矜,更不能自我定位于此。且救贫济众,若徒救其贫、恤其病,而不能令其法喜充满,又怎能自称是佛教事业?然则,欲令病者得法,我们自己对法的理解如何?得法了吗?本身对佛法不了解、也不注意,又怎能施法济世,普度众生?

宗教与一般社会团体不同。它并非为解决人之社会生活困难而存在,乃是基于解决生命价值意义之终极问题而存在的。因此,世俗化或庸俗化的走向,纵或因其具有政治社会功能而风光一时,其利未必便能溥久,对知识分子也不会有吸引力。这些决定社会价值观和思想发展趋向的知识阶层,倘不能被佛教所吸引,势必寻求其他代替的宗教,这对佛教是相当不利的。即或知识分子不改选其他宗教,仍企图从佛教中获取其安身立命之契机,他们也常会因为反世俗化而走向神秘化,不重视宗教的社会工作福利事业,而着重个人修持体证的宗教感应验印。这时,如若缺乏佛学的导引,便极易流于异端神秘经验,大讲神通灵异。

这种发展,事实上已成为台湾佛教界的隐忧,许多新兴教派拓展均极为迅速,所谈杂于风水星相婴灵神通之间。此皆因佛教之正知正见正闻正信不彰,信佛者不得其法使然。长此以往,佛教焉能不日益异化?

 

当然我不是说佛教发展上的一切问题都导因于佛学研究不昌。佛学不受重视只是现今佛教发展的问题之一,但由于佛教界普遍重视学佛而不看重佛学,致使佛教日渐仪式化、世俗化、庸俗化、神秘化,产生了异化的危机,则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必须注意这种趋向。

本文选自龚鹏程新作《佛学与学佛》东方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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