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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技术赋权促进中国民主模式的建立  

2014-06-13 09:39:2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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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郑永年关于中国民主模式的文章。在文章中,郑永年先生认为: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当西方民主所依赖的经济基础发生变化的时候,民主的形式就要发生变化。西方自由主义民主所面临的,是其政治结构和其所处的经济、社会结构之间的深刻矛盾。

在非西方世界,民主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和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不相吻合。很多国家的民主问题,是因为简单照搬西方模式。民主往往是低度的。很多发展中民主已经深深陷入低度发展和低度民主的恶性循环之中。

那些没有选择西方民主的国家中,中国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必须发展和建设自己的模式,而不是简单地像很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去照抄照搬西方民主模式。中国必须给自己一个机会,同时也给其他国家一个不一样的选择。中国模式并非要取代“西方模式”,而只是意味着可以成为西方之外的另外一种选择。

尽管中国模式仍然是一种发展中的模式,也面临挑战,但总体来说,这个模式已经初步成形。概括地说,如果说西方多党制是外部多元主义,中国开放的一党制便是内部多元主义。内部多元主义具有几个特点:在政治层面,这是一种精英政治,不同类型的精英都可以进入现存体制,分享政治权力。政治过程是开放的。因此,党内民主变得非常重要。同时,这种内部多元主义不要求政治人物唯选票是瞻,因为领导人的产生更多是依靠选拔,即任人唯贤制度。这就可以避免极端的民粹主义。内部多元主义也能产生对权力的有效制约,例如通过内部的分权和制衡、主要领导人领导职务的限任制、年龄限制等。

中国民主模式的建立,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下,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郑永年《技术赋权》中有着精准的论述:

信息技术进步与民主发展之间的关联,正在成为学者和决策者中日益重要的研究领域。关于这个领域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民主的、发达的西方国家,它们主要关注的是,信息技术革命是否能够促进和改善当前民主国家的运作。一些乐观的学者认为,信息技术的进步和民主的改善之间存在着积极的关联。许多新的术语,例如“数字民主”(digital democracy)、“电子民主”(electronic democracy)和“网络民主”(cyberdemocracy),将互联网和民主紧密捆绑在一起的意味尤其明显,并暗示二者相互强化着对方。

同样,学者们一直以来都认为,信息技术将有助于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进行转变。在其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的著作中,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指出,电视机在制造东欧转型的“雪球效应”或“溢出效应”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学者们认为,互联网在推翻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Suharto)政权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学者们发现,互联网也许会对政权施加一个无法克服的威胁,这种威胁可能来自于民众、公民社会、市场力量和国际社会对互联网的运用。

另一方面,一些学者也警告说,互联网对民主发展的影响不应该被高估。在80对144个国家进行研究之后,克里斯托弗·科德兹(Christopher Kedzie)发现,按照统计结果,网络连通性和政治自由之间有着重要的相互关联,但是他也指出,这些结果并不能决定性地确定其中的因果关系。类似的,根据皮帕·诺里斯(Pippa Norris)的观点,民主化和人均互联网用户之间,有一个显著的相互关联。不过,她也指出,政治变革是互联网扩散的一个决定性因素,而非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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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信息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对威权主义国家的民主发展是否有影响,也有一些人持悲观的态度。这些学者认为,许多威权主义政权都非常成功地对新兴的信息技术施加了政治监管。互联网自然也不会是个例外。一些学者发现,像中国、古巴和越南这样的社会主义政权,长期以来对其他信息和通讯技术进行了成功的监管,并将这种监管转变为对国内互联网发展的强有力控制。面对来自互联网的挑战,这些政府采取了各种应对措施来做出回应,包括限制互联网联入、过滤内容、监控网络行为,甚或完全禁止互联网的使用。此外,这些国家通常试图用积极的战略来扩展控制,通过引导媒体的发展来促进政权自身的利益和关切。通过结合被动策略和主动策略,这些监管能够反击因互联网的使用而带来的挑战,甚至利用互联网来扩大它的可及范围和权威。这在中国尤其如此。尽管中国境内外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互联网来扩展他们的政治影响,但是政府似乎能够有效地控制这些影响。

我们如何来解读这两种不同的结论呢?迄今为止,笔者已经论述了中国政府如何将发展信息技术作为其维系经济增长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为了实现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政府作出努力来建立一个监管机制,以此来管理这个正在成长的部门。但是这样的努力也导致了意料之外的严重后果,并对政府提出了挑战。因此,政府试图建立一个政治控制机制来应对各种意料之外的政治后果。政治控制机制的建立和成长,确实导致了各种悲观的观点,这些观点不看好互联网对中国政治变革的影响。理所当然,这些学者认为互联网对国家进行赋权,而非对民众进行赋权。

但是笔者认为,互联网为中国的政治行为缔造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政治环境。在越来越多的案例中,社会群体成功地挑战了国家,并迫使国家改变了其不受欢迎的政策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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