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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笔下的孔子  

2014-12-08 12:55:3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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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笔下的孔子 - 东方觉悟社 - 东方觉悟社
 

编者按:孔子,殷人的王者,中国的至圣先师,他对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为这样一位伟大人物作传,很多人都有无处落笔的感觉。然而胡适却大处落笔,细处着眼,是非功过,皆言之有据。孔子对三年之丧的强调,对僵化的古乐的欣赏,固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然而他的历史进化观点,他在趣味上的宽容态度,他的人道主义,则使他成为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最优秀的协调融合之人。他的学说成为中国文明的标准,而他本人则成为千百万人所景仰的理想人格的代表。胡适之《孔子》可谓最短最精彩之孔子传记,是全面了解孔子不可错过之经典文章。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八年之后,中国,我想还有整个文明世界,将庆祝他诞辰两千五百周年。

孔子是宋国王族的后裔,而宋国王族是殷王室的后代。殷人在公元前两千年至一千年间曾建立了一个长达五百年的殷朝,或称商帝国。公元前12世纪晚期,周人征服了殷帝国,殷商的王室被降为诸侯,采邑分封在周帝国境内的宋。宋国贵族的一支即为孔氏家族,产生了几位杰出的政治家,在公元前6世纪初期的一场政治危机中,他们逃到鲁国(在今天的山东省),并在那里定居下来。

孔子,或称孔丘,的确是一个民族的王家贵胄,这个民族曾经建立了一个帝国,创造了伟大的文明,这一文明遍及黄河两岸,以现在的河南省、山东省为核心,向北扩展至现在河北、山西、陕西的一部分,向南扩展至江苏、安徽和湖北一带。所有考古发现都表明,殷人最早发明并发展了表意文字,其现存的文献显示出他们已经在祖先崇拜和诸神信仰的基础上建立起稳定的政治体制和充分发展的宗教。殷商的人民在经商方面表现出极高的才能,在后世,作为其民族名称的“商”成为“商业”的指称就说明了这一点。

这个具有高度文明,在宗教、政治和经济方面都达到很高水平的民族被来自西北的周人所征服。比起东方这个经济发达的民族,周人在军事上更为强大。在几十年间,周人作为胜利者在封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帝国被分为许多诸侯国,由宗室和权要所领有。也许是出于安抚像殷人这样的先朝遗民及其周边和臣属之人的需要,他们的领袖被封授诸侯国,享有领地。鲁是属于前一种情况的诸侯国,这是孔子的故乡。宋则属于后一类型,它既是孔子祖先所居之地,又是占周帝国人口极大比例的殷人聚居之地。

到了孔子的时代,周人的统治已经有五个世纪。强大的周帝国已经被极度削弱,其衰弱的程度与中世纪欧洲的神圣罗马帝国十分相似。许多封建的诸侯国在疆域和政治势力上极度膨胀,其中有些已经成为左右战争与和平的霸主。一种新的更灿烂的文明在这几个世纪中发展起来。

但是,这不是一个完整和谐的文明。在绝大多数的诸侯国中,最初来自周帝国的统治者,作为征服者,他们接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东方被征服民族的文明的影响。但是,分封的政治制度不允许文化上完全的融合一致,因为人民并不能充分自由地享有统治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权利。贵族阶层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他们自己的宗教、语言、习俗以及社会和政治机构,这些虽然在与来自东方的殷文明的长期接触中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仍然呈现出与东方民族的文化极为不同的特色。

语言上的差异在《诗经》中得到极好的体现,这是一部包含了三百零五篇诗歌作品的选集。十五国风(主要包括现在的山东、河南、山西)的语言对今天的读者来讲仍然明白易懂,而周朝贵族的雅颂之音,即使是经过了二十多个世纪的学术注解,也十分晦涩。当代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前者是体现殷文明的东方民族的语言,而后者则来自周帝国的统治阶层。

他们宗教生活的不同同样显著。周人的战歌与祭歌表明他们的宗教是有神教,相信一个全知全能的超神(上帝),不太注重祖先崇拜。但居住在原先殷地的东方民族继续保持着祖先崇拜以及关于祭丧的讲究的仪式。丧礼特别显示出两个民族的不同。殷人继承着三年居丧的古老的行为,而作为统治者的周人,下葬之后就不再守丧。

简言之,从民族和文化两方面,在古代中国的文明悠久之地存在着两个明显不同的阶层的文化——统治阶层的周文化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殷人的古老的文化。在那些由周室的宗亲贵族所统治的诸侯国中,殷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不高,这强化了他们在民族与文化上的自觉。

在周人统治的几个世纪中,殷人保留着对于奴隶制的信仰,期望其民族和文化都恢复昔日的权威与荣耀。在这些人民中逐渐流传起关于王者的预言,《孟子》这部著作曾经两次提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按照旧时的记载,殷商王朝延续了四百九十六年。殷人很自然地会在接受了五百年统治之后,期待他们的王者出现。

周帝国政治权力的衰落以及强大诸侯国的兴起强化了对这一预言的信仰。大约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也就是在殷人被统治的第五个世纪,殷王室的后代建立的宋国在襄公的统治下出现了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盛:宋国君主公开表示要恢复商帝国。但是,公元前638年宋国被南方的楚国打败,从此丧失了军事强国的地位。

孔子出生在周人统治之后的第六个世纪。他很早就被同人视为一个有着非凡才华和个性的人。他是一个非婚生子,父亲不知葬在何地。他家境贫苦,不得不靠做些小职员的事情来谋生。但超凡的学识与智慧使他成为一名教师,就是鲁国的权贵也要让他们的子弟跟随他学习礼仪和治国之术。在其早年,人们就开始谈论他,认为他能实现殷人对于王者的期待——不是作为一个霸主去恢复失去的帝国,而真正是作为一个智者,一个智慧的人,一个智慧的教师,他能恢复殷文明的荣光。生活在公元前4世纪的孟子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由尧舜至于汤,五百有余岁;由汤至于文王,五百有余岁;由文王至于孔子,五百有余岁;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此可以与《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七节对照来看)

孔子经常自称“殷民”,他曾经到宋国居住过一段时间,宋是商帝国首都的所在地。他曾经周游列国。他的许多流传至今的言论显示出,他很清楚当时流行的关于他作为商汤的后裔,将要成为王者的预言。他当然清楚他所肩负的神圣使命,这就是要消除他那个时代的文明的冲突,建立和谐一体的文化。一次他在一个不友善的诸侯国身陷困境,他对他的学生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余何?”

他从未跻身高位。在晚年,他专心治学,整理和教授古代遗留的文献。他谦虚地称自己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但是,他显然不只是一个述作者,他让历史通过自己而变得富有生气。他称自己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他去世时是一位教师。他被称为“素王”。他没有恢复其祖先的帝国,但却建立了一个文化帝国,这个帝国持续了不只“五百有余岁”,而是五倍于五百年的时间。

 

 

孔子是如何解决文化冲突的难题的呢?

他以一种也许可以称之为复古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虽然他自称相信和热爱历史,但他决不是那种希望全盘复古的保守者。“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他的这番话最好地说明了他是学习历史,而非盲目厚古。

他对于历史的探求,使他认识到历史是连续的,文明是一个整体。只有偏狭的地方观念,才热衷于建立人为的文化界限。“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这是观察历史文化的全新的视角。它认为夏朝与殷朝并不是由不同宗族建立的互不相关的历史存在物,而是代表了绵延发展的历史的不同阶段。周人在殷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文明,正像殷人在夏文明的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文明。这个历史过程的实质是革故鼎新,宗族和种族上的偏见常常使具体的文化损益或者过于温和,或者过于激烈。但是,在孔子这个有历史眼光的哲学家看来,在一千五百年间,无论是夏、商,还是周,都没有维持他们民族和宗族的文化保持不变。这些伟大的民族共同创造了当前的文明,这个文明虽然出于简便的需要被称为“周文明”,但实际上是各民族文明成就的集合。

从这种历史眼光出发,孔子进一步大胆地提出,当前的文明比以往所有的文化都要丰富,他因此愿意接受它。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吾从周”,这三个简单的字表明,孔子和作为殷人祭司的传统儒生分道扬镳。这些儒生抱有狭隘的文化地方主义和宗族主义。孔子建立了新的儒家学派,这一新的学派不再是某一特殊民族的传统的保守的护卫者,而是致力于为整个新帝国建设和传授一种更加丰富的文化,通过积极接受当代文明,他和他的同道能够立足发展的角度进行文化上的建设。在主动参与建设全中国文化生活的过程中,孔门之人能够为之引入一些重要的因素,这些因素无疑来自殷文明,但是孔子与孔门之人,或许是不自觉的,已经把这些因素看作是被他们称为周文化的文化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由于孔门在教育方面的不懈努力和贡献,殷文化逐渐被整个中国所接受,这其中最突出的例证就是孝道,特别是三年之丧的被接受。这种三年(确切地讲是二十七个月)的居丧之举,是殷民族的传统。周帝国的王室及那些并非由殷人构成的诸侯国都不接受这一习俗。孔子的一个学生与老师争论,他反对三年之丧,认为守丧一年便已足够。在公元前4世纪和3世纪十分流行的墨家学说,激烈地反对这种漫长的丧期,认为这是一种浪费时间和财富的做法,它对于家庭生活的禁绝也很不人道。墨家的人主张以三个月来代替三年的丧期。西汉武帝在公元前157年曾下令将所有皇室成员和政府官员的丧期缩短为二十七天。这道命令在三个世纪中都发生了效力。但是,孔门后学终于在公元2世纪取得胜利,自此二十七个月的丧期在中国普遍施行。直到最近的几年,当代的历史学者才指出,这种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周朝和儒家丧礼中最基本内容的三年守丧,无疑来源于殷文明,而且在公元前一千年间没有被统治阶级所采纳。

在积极接受当代文明的方面,孔子的态度既是历史的,也是折衷的。他的历史态度,在于他认识到当前的文明并非是统治者一手创造,而是长期进化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民族和宗族都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他有权利也有责任接受它,并使之成为各民族共有的文明。但是,一旦当他讨论文化生活的细节时,他又表现出清醒的折衷主义的态度。当一位孔子得意的门生请教治国之道时,孔子说:“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在其他的许多场合,孔子同样表达了类似的折衷主义态度:“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在研究构成其时代文明的复杂成分时,孔子同样运用了这种鉴别的态度。

作为一个人,孔子在去取上并不能避免一些严重的错误。比如他对于三年之丧的强调无疑受到了他那种殷人宗教的不好的影响。他对于已经僵化的古乐的欣赏和对于当时流行的今乐的厌恶,对后世艺术的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但是,总的来讲,他的历史进化的观点,他在趣味上所体现的宽容,以及最为重要的,他的人道主义,使他超越了他所属的民族和职业(儒)所具有的民族和宗派上的偏见,成为古代中国各民族文化的最优秀的协调融合之人。他创立的学派从事保存和传授古代中国历史文献——主要是孔子之前的文献——的工作,在后世,这些历史文献成为保存历史的重要资料来源和古典教学中的教材。儒家学派首次以准确的语法记录了孔子及其门人的交谈,为后人留下了一批用当时一种主要流行的方言写成的作品,即孔子及其后学的文献基本上是统一用鲁国的方言写成的。这些作品在后世一直对古典散文的体制、标准产生了有益的影响。到公元前3世纪之后,中国在政治上将要统一,这两组文献,不仅成为儒家,而且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的旧约与新约。他们在长达二十一个世纪的统一帝国生活中,一直成为中国文明的标准。

 

 

除了统一古代中国的文化并为之设立规则,作为人类一位伟大的教师,孔子又做了哪些工作呢?

他传授方法,一种教育的哲学和一种理想的生活。

首先,什么是他的方法?

孔子的方法是对事物做严格的理智的探求。他没有什么神秘之处,他追求“默而志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他看重学习和对知识不懈的探求。但他也强调思考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两者之中,对知识的追求是最重要的:“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孔子就是这样反对冥想。

理智上的诚实是最重要的。孔子曾经对他一位急躁的学生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还是这位学生向孔子请教如何侍奉鬼神,孔子回答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位学生又问:“何为死?”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

对另外一位学生,孔子留下这样的教导:“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宜。”

这是一种存疑论,它是严格的理智方式的必然结果。

这种诚实的理智态度对我们民族的思想产生了最有益的影响。在经历了佛教千年的影响之后,在中国被印度那种模糊的思想方式影响了千年之后,儒家理智的求知传统使我们的思考回到理智,回到耐心探求事实和证据的勤奋思考之路。

第二,孔子倡导教育民主的原则,与其后公元前三、四世纪主张人性善、人性恶的哲学家所不同的是,孔子认为,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在这个关于人性的通达平和的观念之上,孔子用四个字总结了他的教育原则:“有教无类。”

他在自己的学校中贯彻这个原则,他曾经宣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他的学生有贫家子弟,也有国中权要的家族成员。

由于在孔子去世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分封制迅速解体,争霸的诸侯国的国君急于搜求那些受过教育、具有特长的人才,许多这样的人才跻身高位,声名远著。

公元前2世纪,汉帝国开始以考试的方式选拔官吏。这种考试选官制度在二十个世纪中被逐步完善,成为不分家庭、民族、宗教信仰及经济地位,向帝国全体人民开放的入仕渠道。在这种公开竞争的考试制度背后,渗透着孔子“有教无类”的哲学。

第三,孔子倡导人道的理想的生活。中国古代的人民勤劳而又生活简朴。他们在北温带的环境里建立文明,在这里,自然环境并不优良,饥荒和洪水时常发生。他们不能赞美上天与神灵无边的恩赐,也难以逃避艰苦的世界,去寻求未来永恒幸福的天堂。的确,在佛教传来之前,古代中国人只有一种简单的宗教,这种宗教既没有死后可以解脱的天堂,也没有惩罚罪行的地狱。这种简单的宗教包括祖先崇拜,对全能上天,或者说是超验统治者的信仰,一些鬼神观念,一种多神的信仰以及一些朦胧的善恶有报的意识。这是一种勤劳而思维朴素的民族的宗教。

忠实于这个民族的传统,孔子并不试图建立超自然或其他更复杂的宗教。他只对此生此世中的人感兴趣。“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这样的人不需要关于天堂和地狱的宗教。

孔子的理想是“仁”,这与人或人性的“人”有相同的读音和含义。人的理想境界就是大写的“人”。

一位学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说:“仁者爱人。”

在另外一个场合,这位学生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孔子回答:“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另一位学生请教仁的含义,孔子回答道:“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他最喜爱的学生颜渊问仁,他回答道:“克己复礼为仁。”颜渊请他做进一步的解释,他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关于仁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仁意味着理想的人,这样的人通过自律来发现自身最优秀的人性。

但是,正像我们在其言论和学生的记载中所发现的那样,孔子本人是对理想人格最好的阐释。

子路(孔子的一位学生)曾在石门过夜,守门人问他:“奚自?”“自孔丘。”守门人说:“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欤?”

另外一个记载出自孔子本人。

叶的国君问子路,孔子是什么样的人,子路不能答。孔子听到后对子路讲:“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其影响后世的二十多个世纪中,成为千百万人所景仰的理想人格的代表。

这就是殷人的王者,是中国的至圣先师孔子。

他并没有成为其民族的霸主,没有成为帝国的统治者,没有创立什么伟大的宗教。

他只是一个绅士,一个“仁”的人,一个“人性的”人,一个士。

但是,他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位士。

孔子最优秀的一位学生曾子曾经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相关阅读:《胡适传记菁华》(上下册)东方出版社 201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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