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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我并不喜欢“新儒学”这种界定  

2012-08-17 10:55: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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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哈佛大学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与文明系系主任。作为现代新儒家学派的新生代学人,杜维明把自己“看做一个五四精神的继承者”,将儒家文化置于世界思潮的背景中来进行研究,直接关切如何使传统文化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接轨。

 

本文摘自哈佛看中国:文化与学术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李琳:“新儒学”是近年来人文学界的热门话题,而提起新儒学就必定会提起杜维明。您是如何定义新儒学的呢?

杜维明:新儒学这个概念本身就值得讨论。不同的时代就有不同的儒学,先秦有先秦儒学,汉代有汉代儒学,如此这般。以前的“新儒学”(Neo-Confucianism)是指明清以来的儒学,又称儒学第二期的发展。儒学从曲阜的地方文化发展成为中原文化,这是其第一期的发展。从11世纪开始又从中原文化发展成为东亚文化的主流,这是第二期的发展,那时候就叫“新儒学”。那么现在所谓的“新儒学”(New Confucianism)通常是指第三期,19世纪以后、“五四”以来儒学的发展,主要是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而作出的回应。

李琳:为什么会有海外新儒学观念的出现呢?

杜维明: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教育部有个宏大的研究计划,就是研究海外新儒家,以10位儒者为对象。1919~1949年,梁漱溟、张君劢、贺麟、熊十力、冯友兰等学者为第一代。1949年以后,儒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港澳台的学者身上,像钱穆、徐复观、方东美、牟宗三等,代表了海外新儒学的第二代。到了我这里,就是海外新儒学第三代的发展。

其实我个人并不喜欢用“新”这个界定,因为人们会问,新儒学与旧儒学相比,到底新在哪里。的确,我们面临的都是新的挑战,最明显的就是我们现在用非汉语来进行儒学的研究和发展,这本身就是儒学在现代面临的一个挑战,也是它的一个契机。我多年来在中文和英文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语境中作研究,从好处讲是不同语境相得益彰,而从坏处讲就是它们常有矛盾冲突。希望它们最终会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达到一种平衡状态。

我现在很关心一个课题,叫“文明对话”,从各个不同的精神文明的视角来看儒学。儒学有很多优势,也有很多缺陷,所以让儒学有进一步的发展就不能仅仅把它当作一个历史现象来描述,而是以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心胸来从事扬弃和承继双管齐下的工作。

李琳:我想,所谓“文明对话”应该是既以其他文明的观点来看儒学,也以儒学的观点来看其他文明吧?

杜维明:对,我现在进行的一项工作就是通过儒学的观点对西方17世纪以来的启蒙(Enlightenment)传统一方面进行同情的了解,另一方面进行批判的认识。一直以来,所有对中国文化的批评都是基于西方启蒙运动缔造的“普世价值”。现在时机成熟了,我们以儒家的核心价值,譬如“仁义礼智信”,对西方的启蒙之路也可以作批判的认识。

李琳:那么可不可以将新儒学理解为在各种现代挑战下产生的儒学思想?

杜维明:可以,但是不能把新儒学简单理解成一个综合体,一个各种新思想的杂烩。我们强调坚持儒学的根源性或者特殊性,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开发出儒学的普世价值。

李琳:您刚才在第三点中提到启蒙心态对于中国走向的深刻影响,请问您能不能具体谈谈它在中国出现及发展的具体过程?

杜维明:我认为,在中国的语境中,“富强”是挂靠在启蒙和制度建构之后的一个基本问题,这是受到了工业革命的影响。工业革命不但带来了各种造福人类的工具变革,如蒸汽机的发明,而且还带来了军工企业的大发展,这是科学技术纯粹作为宰制性力量发展的特殊领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就是建立在“富强”理念之上的宰制性力量,表现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还有宪政民主等方面。

鸦片战争中,西方的船坚炮利和我们不堪一击的国防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困窘引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我想着重强调的是,日本和美国一些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反而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人。当时的封疆大吏,如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发动“洋务运动”,明确提出了发展工业和工业制度,他们的工作甚至比日本还超前。但朝廷对此的敏感度远远不够,甲午中日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凸显了制度建构存在的大问题,于是有了更深的思考,即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发起的“戊戌变法”已不只是从制度建构层面考虑问题,而是从更深层的如何定义社会性格的层面来变法社会制度。他们甚至提出了如何培养新人,如梁启超的“新民说”。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反思的主线是从军事回应的失败到制度建构、到社会组织,而五四运动则走到最后一道防线——文化认同的层面上,把中国最好的精神资源看作是中国无法应付现代化大潮的制度因素。

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变革之路和日本明治维新的不同。对于后者有种错误的认识就是,明治维新能够成功在于脱亚入欧的建国途径,全盘西化做得好,抛掉沉重的封建包袱,而中国拖着沉重的传统包袱,所以无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其实现在学术界,尤其日韩学者都有不同的看法。譬如东京大学的渡边浩等学者注意到儒学的普世化是日本维新比较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幕府时代,儒学只是影响上层结构的精英文化;而到了明治时代,儒学开始进入教育制度并深入民间,因而儒学的资源被充分调动起来。所以说,事实上日本对于西方潮流作出的回应是在调动自己资源的基础上有目的性和针对性的,例如针对军事、政治、教育、医学、船务、钢铁等具体方面所采取的改革措施。同时,在文化认同的层面上,日本仍然保有强烈的自我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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